臺北醫學大學醫學院醫學系四年級
劉俊毅
從受教到授課：醫學生的醫學人文教育體驗
2016年，我修習北醫醫學系三年級的必修課程【社會醫學概論】，進行了半日審議式民主主持人培訓工作坊並協助主持一場由數十名同班同學參與的審議式民主會議。同時，其他同學有參訪北投社區醫療規劃並在參訪後提案者、有進入ICU與病人家屬互動並演出重症病患家屬會議情境劇者；但在一學期課程後，多數同學（包含我）一致認為此課程「侵佔」到學習醫學專業課程的時間、課程冗廢無法從中獲取新知，甚至有人納悶為何這樣的課程會被列為必修？
於是寒假過後，我來到主授老師的辦公室。經過1小時的晤談，我決定以醫學生的身份參與下學年相同課程的課程規劃。
｜體制下的教學工作
規劃初期，我和主授唐老師有過許許多多的討論。包含課程改成選修、取消人數限制、提供更廣泛的人文科學課程或改成10人超小班制教學等等。然而每當提出一個新的形式，旋即面臨一個現實問題：課程改成選修後，是否有其他醫學人文課程可以頂替以因應評鑑？若取消人數限制，對無人選修導致課沒開成的老師是否造成傷害？在無預設人數的狀況各班的教室該如何安排？改成10人一班的教學，北醫是否有足夠的授課場地、師資與行政資源因應？
藍圖的描繪與共構總是理想，但拼裝後終因現實拉扯潰散。
在參與規劃以前，我曾以為形塑課程環節的唯一因素是主授老師的安排與構想。在涉入課程的籌劃後，才發現在現行的大學制度下，課程的內容與規劃深深地鑲嵌於體制之中，並非單點施力即可輕易動搖。許多的教學型態或想法在近半年的籌備當中，並非未曾列入考量。但在諸多現實層面的角力下，呈現出的課程樣貌自然無法達到任何授課老師或籌備者心中的最好，甚至未必稱得上「好」，卻是目前的制度、師資與課程籌備團隊交互作用下的必然結果。
（一位同學在課後的回饋中提到，課程的問題不完全出在開課的學期，而是出在授課教師與助教，正點出此問題的一部分）
｜失衡的利益關係
其次，是學生對於課程的諸多不滿。籌備的過程，我曾根據自己過去修習該門課程的感受，提出我認為能夠降低修課同學負面感受或提昇正面觀感的作法，例如開設一門不需要參訪，單純坐在教室上整學期的純講授課程、取消課程人數限制等。但在提議後，往往發現身為「課程規劃者」、「授課教師」、「學生」以及「學校管理階層」有著截然不同的視角和利益關係。例如身為「課程規劃者」，必須煩惱不同週次的老師授課時間如何協調？各個課程的經費預算能安排多少較高預算的學習活動和校外講演？該如何與校外參訪活動的主責機構說明課程的需求並儘可能地讓每次的參訪與活動避開期中、期末考？而身為「學生」，（以我修習這堂課時的利益著眼點為例）更在乎課程時間是否會壓縮到其他必修課程的學習？授課時間是否撞到我私人的行程與安排？授課時間與作業要求是否有明確易懂的告示？達成基本的作業要求會耗費多少心力與時間？而在多方視角與利益關係的碰撞之下，這門課程並無法充分滿足部分族群的利益，或可說是教師辛苦、學生反感、主授老師頭大，僅僅滿足了人文體驗學習課程開課需求的多重賽局。
｜學醫學人文是為了？
在課程規劃的當學期以及規劃前一學期，我閱讀了數本醫學人文方面的書籍。如《醫療與社會共舞》、《醫療社會學》、《The Logic of Care》等，卻在閱讀的過程中益發感到困惑：究竟醫學人文是什麼？醫療社會學又是什麼？真的有一門課程能夠完整而概括地呈現醫療領域的社會學現況嗎？當提倡醫學人文教育而口口聲聲地高喊將醫學人文教育向下扎根的同時，是否只是將「同理心」、「醫德」、「換位思考」等社會大眾對於一名醫師的期待胡亂拼湊，並一股腦兒地投射到「醫學人文」一詞上？而身為一名必須開設並落實「醫學人文教育」的教育工作者或主授老師，又該如何承接這些期待，並將其安份地擺放到醫學生養成路上適當的位置，不過份容易、也不過份複雜？或許在評鑑標準與教育體制革新的同時，關於人文或教育的根本性思維（包含師與生）及教學資源並未與之俱進，才導致失衡的利益關係與深陷體制無法自拔的規劃過程。幸運地是，這一年的參與讓我有機會用更多元的視角省思醫學人文與醫學教育，並在一年後的今日絮絮叨叨、自以為是地高談闊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