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偕醫學院醫學系
黃苓嵐
AMEE 2016 心得分享—同情與同理
AMEE 2016(An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Medical Education)是我第三次參與這個會議。在這三年間,台灣同時也已經連續三年出現在大會的螢幕上,這表示了我們這三年來每年都有超過50位醫學教育工作者一起參加這個會議,這充分顯示出台灣對醫學教育的重視。
作為一個醫學人文的老師,在這三年裡我看到了各國以及台灣各個院校對於醫學人文教育的努力,這也使我去思考:那麼我們馬偕醫學系想要的醫學人文特色究竟是什麼呢?我們跟其他學校的差異性在哪裡?我們的核心價值又在哪裡?我想儘管是相似的議題,處理的方式以及教育的方式都會有不同。而我們馬偕醫學系希望做到的就是將醫學人文的精神內化。
在這三年參加AMEE的經驗裡,若以empathy這個主題為例,我觀察到大部分的研究幾乎都是採取統計分析。我從第一年對此感到不可思議(因為很難相信人文的東西竟是只採用量化的方式來討論),到第三年已經慢慢適應醫學教育的研究方式(理解成效導向的價值與意義性)。但我仍然止不住的好奇與遺憾 : 是否我們只有一種方式來談醫學人文?那就是以醫界所熟悉的量化的方式。如果我們只相信唯有能夠被量化的才有實際價值,那麼,我們在醫學人文教育上將會很危險。主要分成三方面談:
(1) | 醫療場域只談同理心(empathy)?同情心(sympathy)呢? |
在教育工作上,我們似乎很習慣於跟隨「流行」,當有一個主題可以證成它的價值性,似乎就可以看到研究一窩蜂地湧進(我想其中最可怕的代表應該就是翻轉教學了),而常常忽略差異性、適當性的存在。這三年我幾乎只看到empathy的研究,但事實上關於同理心所會涉及到的範圍是非常廣泛的。在我們期待學生具有同理心的醫學人文精神之前,其實是需要其他準備工作的,例如: 同情心(Sympathy)的產生,也就是如何提升醫學生願意去增加一種對他人同情的「動能」,而這其實是同理心是否能夠接著產生的重要關鍵。但可惜的是,這三年在AMEE卻很少看到這方面的研究。 | |
(2) | empathy 的評估是否有其他種可能? |
單一評估方式是否會使我們陷入獨斷而喪失開放性與多樣性?並且阻礙我們的進步? 過去所看到的對於empathy的研究,幾乎都是以一種量化的方式在談,特別是以傑佛森同情量表 ( Jefferson Empathy Scale)作為研究的檢測方式。 量化確實具有它的存在價值,它會使我們易於清楚地判斷我們目前的投注是否有效果。但我們必須同時思考的是,在量化上無法看到成效的,在實際的教育上是否也真的沒有成效? 我們必須了解醫學教育所含涉的層面眾多,不同的教育內容就有不同的評估差異。即使是基礎醫學課程和臨床醫學課程也有差異,更何況是醫學人文教育? 但我們是否真的準備好以更加開放性的心態來面對不同專業間的差異性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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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如何等待同理心的發酵? |
醫學人文教育,訴求的是一種內在精神的養成過程,它不是一種純粹性的知識性建構,它更重要的是在於一種自我價值觀的建立過程。而這種內在精神的養成,是需要時間去發酵的。而若我們只是採用一種量性的評估方式,那麼,我們將會面臨一個問題: 我們的評估時間點,如何計算? 很多時候在課程的當下,學生並沒辦法充分感受到這個議題對他們的影響,但可能過了兩年進入到臨床場域,或者接觸到真實的病人時,他們過去在課堂中所學習的東西才會在那一刻真正的發酵,產生作用。 那麼我們如何能夠說當時的評估無效是真正的無效呢?過度地依賴所謂的「客觀數據」,有時反而會使我們看不到寶貴的東西,那蘊藏在時間裡的東西。 人格的培育與養成,是需要時間的,同時因著學生性格的差異,他們展現出來的時間點、程度都會有差異。我們似乎應該嘗試用不同的評估方式來看待不同的醫學教育。 |
但我想這或許就是醫學教育的魅力所在,在世界各地有這樣的一群人,投注他們對教育的熱情,依著各自的專業與見解,為醫學教育提供一己之力來延續與傳承教育的使命。也在這樣多元性討論中,我們也找到了一條更加互相理解與接納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