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醫學大學學士後醫學系 四年級學生
楊子萱
清晨六點五十幾分，空氣是冷冽的、飄著細雨，但體內的興奮和一絲緊張驅走所有寒冷。我乘上七點出頭的5號電車，搭了兩站再轉坐13號，約莫七點二十五跟著人潮來到醫院。憑著前一天走過的路線到來到耳鼻喉科。
科隆醫院的許多科別都有自己的一棟，可能是大樓、大平房或小公寓。此時天色尚未全亮，空氣仍帶著夜的重量。五層樓高的建築外觀像一幢老式公寓，紅磚牆面攀附著藤蔓，在微暗中靜靜佇立。幾扇窗內透出黃色而溫暖的燈光，在尚未甦醒的清晨裡，顯得格外安定。我踩著鋪滿微濕落葉的石頭路提前抵達，七點四十五準時參加晨會。
大學通識課修過的德文，完全無法應付連珠般傾瀉而出的晨會內容；只有ChatGPT的語音翻譯勉強跟得上，而我則如坐針氈，腦中反覆模擬著若主治醫師要我當眾自我介紹，該如何開口。聽完和台灣住院醫師如出一徹疲憊感的交班、今日刀表安排、行政內容，醫師們紛紛起立解散了晨會。有幾位來跟我打招呼、問我名字，Intern學姊介紹完她自己後，帶我認識了環境。往上兩層樓分別為兩個stations，顧著兩層樓的住院病人。
學姊當時相當忙碌，她簡單交代我可以先待在其中一個 station，觀摩醫師如何處置住院病人，隨後便匆匆前往各病房協助抽血。臨走前，她遞給我一台黑色、老式的按鍵手機，告訴我：「如果需要妳上刀幫忙，會用公務機聯絡妳；下午有空的話，我再帶妳去刀房。」
她又隨口問了一句：「對了，你們可以做一些procedures嗎？像是抽血或施打靜脈留置針。」這個問題讓我一時愣住—我並沒有預期，在實習的第一天，他們便會考慮讓我實際參與這些臨床處置。後來，跟診的醫師向我解釋，原來在德國，許多護理師的訓練並不包含侵入性操作，因此抽血、施打靜脈留置針，甚至在手術中拉鉤等工作，往往會由醫師或醫學生協助完成。
住院病人們一位位被叫進去做檢查、拆線，年輕的醫師趁著空檔，盡可能用英文簡單向我說明每位病人的狀況：有術後恢復良好的，也有幾天前因出血性休克從加護病房轉來，至今仍在咳血，卻還沒找到明確出血來源的病人。無論是陌生的環境，還是未曾待過的科別，這一切對我而言都格外新鮮。
吃完午餐後，燙手山芋般的公務機突然響起一聲單調而金屬感分明的鈴音、是帶有年代感的Nokia鈴聲，乾脆且毫無修飾。我戰兢地接起，對方需要我去一號手術室支援，我答應了，卻在原地踟躕著—學姊還沒帶我走過刀房，我甚至不知道該往哪裡去。不安迅速浮現，而此刻我也沒有她的聯繫方式，只能在等待與行動之間猶豫。最後，我深吸了一口氣，朝樓梯走去。與其繼續等待忙碌的學姊，不如自己問路，也許會更快一些。
刀房通常在較低的樓層吧—護理師的回答很快印證了我的猜想。途中，刀房又打來一次電話。「我在路上了。」我一邊確認著更詳細的位置，一邊加快腳步，走廊在腳下迅速向後退去。
終於找到進入刀房更衣室的門！正當我思索要打電話還是直接按鈴時，救星—學姊趕到了。我緊繃了一路的心緒，終於慢慢鬆開。學姊快速跟我介紹了一遍更衣室，我換上了最小號的手術服—對我而言依然大了些，跟著學姊進入耳鼻喉科專屬的手術區域。有學姊在我就不用刷上去幫忙，我便在旁邊觀摩這台Radical neck dissection。忽然，公務機又驟然響起，鈴聲在刀房內顯得格外突兀，劃破了規律的器械聲。我接起來，這次是需要我回早上的station 3去幫忙病人施打靜脈留置針。
錯愕與徬徨同時湧上來，這我在台灣還沒在真實病人身上執行過，只有練過模具。「為何科隆醫院病房會需要一位海外的菜鳥實習生幫忙？」主刀醫師與學姊注意到我的遲疑，關心地詢問發生了什麼事。聽完我的說明後，他們只是點頭，要我放心去做，先去嘗試，如果不行的話再打電話通知他們。那一刻，我意識到，被信任本身，就是一種責任。
我迅速地更衣上樓去了護理站，裡面一位醫師也沒有，護理師說303房戴針織帽的女士，因為噁心、疼痛需要IV藥物，問我能不能幫忙打靜脈留置針，我詢問了一下物品在哪便去準備。到了床邊才發現，阿姨聽不懂英文，我向對床一位會英文的泰國姊姊求助，她毫不猶豫地幫我翻譯、向阿姨說明我正要做的處置。出乎意料的是，阿姨沒有任何遲疑，便將手伸了出來，示意我可以開始。
但當我低頭看向那些針具時，猛然意識到，德國的留置針和接頭和台灣使用的太不一樣了！我先和阿姨確認她常用的針頭尺寸，憑著早上僅有的一兩次觀摩記憶、和泰國姊姊及護生一起研究著該如何將各個接頭組裝完成。確認一切無誤後，我才終於動手。
心裡忽然浮現一種難以言喻的感覺—有些荒謬，卻也真實。我竟然在異國的病房裡，與病人們一同研究著如何施打點滴，準備放入人生第一支真人的靜脈留置針。而她們沒有絲毫遲疑，也沒有質疑我的能力，只是配合、耐心地等待。那份被交付的信任，讓我至今仍難以忘懷；彷彿身上穿著的白袍，就足以成為一種證明。
我沒想到第一天就如此跌宕起伏。接下來的一個月，除了在護理站觀摩外，我也跟著學姊到病房抽血，跟門診與查房學習；但更多時候，是刷手上台，在主刀醫師旁幫忙拉鉤。醫師會在手術台上跟我講解病人的情況、手術方式等等。隨著日子一天天過去，我也逐漸對德國這個民族有了更深的認識。我幾乎沒遇到病患質疑醫師處置的情形，即使是連德文也不懂、僅以海外醫學生身分到病房協助的我，病人與家屬多也泰然以對。無論這份接受來自於對專業的信任，或是與這個國家本身的多元背景有關，我在其中感受到的是一種穩定而明確的尊重。
這裡也給予學生極大的自由度，迫使我學會自己安排時間，也學會向老師清楚地表達自己的需求。德國其實是一個相當straightforward的國家—他們不習慣拐彎抹角，想要什麼，就直接說出來。只要你開口，他們願意聽、也樂於協助。我常跟刀的一位主治醫師就曾對我說“You can go wherever you want.”他們不會強求我一定要留下協助，也不會規定我必須待在哪個學習場域；無論是門診、病房，或是刀房，都由我依照自己的學習需求自由選擇。
德國人向來重視work-life balance。在晨會中，我聽見主治醫師們討論近期因休假與病假而出現的人力不足，他們並未抱怨，而是依舊悠然從容地討論如何調整、分配，讓每個人都能好好休息。手術多半在四、五點結束，時間一到便準時下班；中午則很少真正午休，只是迅速吃完午餐，便回到刀房繼續工作。這樣的節奏，讓我感受到一種務實卻不冷硬的氣質—在效率與紀律之下，藏著德國人骨子裡，那份屬於他們的天真與浪漫。
一個月的時間其實轉瞬即逝，但這段實習的經歷，卻在我的記憶裡留下了深刻的痕跡。從第一次在異國上刀的緊張，到來去自如地幫忙、感受德國醫院文化的自由與務實；每一次站在手術檯旁的觀摩與協助、鼓起勇氣嘗試施打靜脈留置針的瞬間，每一個片刻都讓我成長，也讓我感受到醫療背後的責任與信任。在這段過程中，我也看見許多德國醫療與台灣相似的地方—對病人的謹慎、對專業的要求、以及團隊合作的默契；同時，也在那些細微的習慣差異裡，感受到不同文化所形塑出的醫療節奏與價值。
這趟交換不只是跨越地理的移動，更像是一場視角的轉換。它讓我在熟悉與陌生之間，重新思考自己站在醫療現場的角色，也更加確信，無論身在何處，醫學始終是關於人、關於信任、以及關於那份與人之間的溫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