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大醫學系五年級
成大醫院見習醫師
王中鼎
從習醫之道到見習醫師─來自六年制clerk的觀點
作為六年制的第二屆學生,從入學伊始就不斷被告誡需要在六年內,具備七年制intern該有的水準與實力。作為成大醫學系的學生,我也幸運地在招牌課程「習醫之道On Doctoring」中,從大一開始就接觸臨床。隨著年歲漸增,在不同階段的感受皆有所不同。而我也利用進入臨床之前的假期,至德國進行為期四週的臨床交換見習。
此文以一個大五見習醫師的視角,回顧進入臨床前,大學四年的種種學習對我的影響,以及對於六年制clerk定位的思考。
成為良醫之前,先成為人。
”Before becoming a doctor, become a man.”
乍入醫學系,成大醫學系的學生在第一個學期就能領到人生第一件白袍。以師徒制方式的課程規劃,我很幸運地在小兒急診科何宗憲醫師麾下學習了四年。急診是個極其高壓的環境,特別是小兒急診,更是成大醫院急診室中一畝特別的存在。
在大一時,以不具醫療專業的雙眼,懵懵懂懂地觀照急診的醫病互動。到了大二大三,有了一些醫學基礎,在老師的帶領之下漸能用所學來理解診間中的個案。在大四區段課程開始後,更好好領略到在臨床中實踐所學的樂趣。老師總是提醒,除了注意知識,在急診這個氣氛相對高張的醫療場域,要留心醫病關係間的種種細節,病患家屬的情緒、病患本身的症狀評估⋯⋯等等,許多眉眉角角在每學期36小時的學習時數中不斷被叮囑。
在學習生化染色體章節時,見到了和epigenetic有關的Silver-Russell syndrome個案、前一週上課才剛考完病毒學小考,隔週就直接看見infectious mononucleosis的個案,配合基礎課程出現的疾病,一輩子沒齒難忘。
也在急診看見了全身發紺的嬰兒在執行CPR後,重新放聲大哭的瞬間、也看見了焦急的家屬在完整解釋後,稍微放下擔心的神情。隨著學到的東西越多,不自覺會落入各種診斷準則和知識的追求中,但因為有On Doctoring、有師父四年來的潛移默化,我總是提醒自己,在知識以外別忘了看見整個「人」、多思考個案需要的是什麼、以及在治療之外,更重要的「語言」的力量。
除了跟隨自己師父在小兒急診的學習,我也參加各科部為了On Doctoring,在假期開放的見習名額、以及自己和師父爭取安排,在前四年陸陸續續體驗了精神科、眼科、外科、嬰兒室、婦產科的門診或手術。除了漸漸摸索自己喜愛的領域之外,也深刻領略到了主動爭取,在醫學教育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在實際擔任clerk以前的臨床經驗,很大一部分形塑了我對臨床的期待和想像。
我所認知的積極:在舒適圈之外的全新認知
過去七年制的學長姐能在五升六暑假至海外交換見習一個月、在intern時則能外放到台灣外院看看不同醫院的生態。但由於六年制課程規劃的關係,這些選項被壓縮成六年級時僅僅只有六週的自選科。因此,我選擇把握國考後,至大五職前訓開始前的四週時間,參與世界醫學生聯盟的專業交換系統,至德國明斯特(Münster)的Raphaelsklinik泌尿科見習。
Raphaelsklinik的泌尿科,有別於台灣所見的地區醫院,呈現地區醫院與基層醫療合作的良好模式。獨立於醫院外,由三位醫師開設的診所為門診;而醫院則提供手術房、耗材、以及病房和照護的人力。除了截然不同的醫療系統和滿滿的知識收穫以外,最令我驚豔也衝擊的,莫過於是德國醫學生的學習模式。
德國醫學生在大一時,會有兩個月必須利用假期跟著護理師們學習,幫忙發藥、換藥等事務(稱為Pflegepraktikum)。大二至大四期間,除了學校在大四大五安排的正規實習,學生們也必須在寒暑假,和各醫院自己投履歷申請以一個月為單位的臨床實習(Famulatur)。在大六時,則有類似intern制度的Praktisches Jahr。大二到大四的Famulatur,雖然類似成大醫學系On Doctoring,但會實際執行許多procedure。很多學生都是選擇從申請麻醉科開始,把on endo跟抽血的技術練紮實之後,再開始其他的實習課程。
過往我認知在醫學生時期的「積極」,不外乎是在臨床上踴躍提問、在查過資料或自己消化過後,與學長姐、主治醫師討論、在跟診時也大部分是以”shadowing”的形式學習。但在德國的四週,來自明斯特大學醫學系三年級的Malina,讓我徹底顛覆了這樣的保守式思維。她在開始實習三天後,就主動要求住院醫師指導執行腎臟超音波及判讀;也因為去過麻醉科實習的關係,能夠在每天早上快速又確實的幫患者抽血;上刀時也會主動詢問是否可以練習縫合。
Malina告訴我,許多東西她也並不是這麼有把握,若被拒絕的話,頂多摸摸鼻子,下次再把握機會練習。但如果獲得允許,在主治醫師或住院醫師的監督之下,執行procedure的過程中若出錯,她也能即時獲得指導更正、精進自己的技巧。
「那麼為何不放心練習呢?」,Malina向我拋出了這個疑問。
對我而言,很多時候覺得自己沒準備好,就站在旁邊看,看著看著,就把自己還是放在「醫學生」的角色學習,似乎只要問問題,就是好學生。然而,德國的醫學生教育告訴我,真正的臨床學習,在這些文字化的感受和知識以外,有更大一部分都是從「做中學」得到的。也許國情不同,病患和醫療端所能接受學生的執行範圍亦有所不同,但多一點點的行動力,就是多一個學習的機會。
特別對於六年制的我們,這樣的提醒顯得彌足重要。
當我變成見習醫師之後⋯⋯
回到台灣後,正式開始大五clerk的見習課程。過去所積累的這些經驗,都在見習的過程中時刻提醒著自己多做一些、多學一些。在精神科除了與個案會談,也在選修的心理治療課程中初窺精神分析、家族治療的理論。在小兒科初次接受到了primary care的壓力,在撰寫病歷的過程中,與住院醫師一起思考可能的鑑別診斷、第一次實用完完整整的PE及NE、第一次在監督下開了寫著自己名字的order、第一次感受到照顧的病人完全康復帶來的喜悅。
也因為clerk做為病房中最有時間的一個角色,我會在查房完後,帶著自己的平板,用簡單的截圖再和家屬說一次老師講過的內容;能在每天回家後好好讀書、查資料,針對不懂的部分和主治醫師討論,與個案解釋時也多了一分信心。許許多多臨床的實踐,不只在於所學知識的體現,更多的是當發現自己能夠被含括進醫療團隊發揮效果時,所帶來的成就感與喜悅。
在大一到大四期間的跟診,有許多學長姐會說「那些東西進臨床再學就好!」。若能在變成clerk之前,先為自己穿上一些裝備:無論是心態、或觀察前輩們的臨床應對,那麼在面對現實的醫療環境時,就能夠以更沉著、冷靜的步伐面對。也因為曾經受到不同學習環境和模式的刺激,所以更明白在有限時間裡,以怎樣的樣態才能好好地學到東西。
對於六年制,在當完clerk後就會畢業取得執照、負起醫者責任的現實,我仍舊感到惶惶不安。我想,我們永遠沒有完全準備好的一天,能做的只有讓自己勇於接受每一天的挑戰與學習,找到熱忱,使每一個學習的日子變得豐實。
畢竟那是一條,需要好多好多積累才能成型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