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醫學大學 劉景寬 校長
見證及參與台灣醫學教育改革之路
2013年9月，第一屆六年新制的醫學生入學，為我國醫學教育改革豎起一塊里程碑；今年九月，第一屆四年新制學士後醫學系的學生，亦將銜接上此一波改制。然而我國醫學教育的變革，其實始於許多年前；而六年新制的開展，並非休止符，而是另一段改革進程的起點。
近二十年來，台灣的醫學教育改革歷經了理性溝通卻積極有力的變革。在各校之間的通力合作，以及台灣醫學教育學會、醫教評鑑委員會、全國公私立院長會議等重要機構排除困難地成立與努力運作之下，我們逐步進行並完成了許多的改革。諸如：在低年級導入通識博雅教育，培育大學生建立人的主體性，作為現代公民的基礎；建構醫學人文課程並逐漸融入臨床課程，養成未來醫師的專業素養；整合基礎與臨床學科課程，建立學門之間的臨床關聯性以使醫學生具備完整觀點；引進PBL，TBL，翻轉教學等新式教學方法學，改變學生的被動狀態；確立臨床技能考試項目，使知識和臨床技能得以並重；設置PGY制度，強化未來醫師的一般醫學能力……等等。在此之中，我們更於台灣高等教育體系中率先改變獨尊研究的風氣，使得教學受到對等的重視，提升教學品質，並獲得學生良好反應。這是一場持續無間而達成重要翻轉的台灣醫學教育變革，有許多位醫界重要領導者投注寶貴心力，這是值得另文書寫的一頁。
醫學與教育，均是以人為本的志業；故醫學教育之中，須具備人文主義的精神；因而長久以來我們期待醫學生「先學做人、再學做醫生」，從日治時期台大醫學院之高木友枝院長，到高醫創校校長杜聰明博士，到成大醫學院創院院長黃崑巖教授等醫學界巨擘，皆一再標示提醒此一教育精神。我們期待醫學生能先建構完整的人格、瞭解這個社會，再學習醫學專業，而後能夠成為良好的醫者。在近二十年的醫學教育改革過程中，一再高舉醫學人文培育大旗。同時，我國的醫學教育作為大學教育的一環，理應擔負為社會培育知識份子的使命；我國的醫學生作為青年學子中的佼佼者，更應擔當社會中知識份子的角色。在大學當中，通識博雅教育之目的，就在於透過對人類整體文明各個面向的認識，賦予大學生對當代本土與國際社會各種層面的透視，而能與時代俱進，甚至領導改革、肩負知識份子的社會責任。
進一步而言，當今醫學潮流，是朝向個人化、全人觀點而發展，涵蓋一個人的生理與心靈、重視人的社會背景；從今年美國醫學院入學考試(MCAT)加考行為的心理學與社會學基礎，可見一斑。是以醫學人文，因架構醫病關係、建立醫師對病人背景脈絡之洞見等課題，成為當代醫學之中的重要學問。而醫學人文，實則立基於人文社會科學之上：一個人背後的社會脈絡，常需要社會學的視野、歷史與文化的穿透、經濟學與政治學的解析、以及哲學性的理解，才可謂充分的認識；或許我們難以要求如此廣博又精深的學識，但通識博雅教育卻應當提供這些方面足以建構基礎見識的認知，使得未來的醫師皆能從更完整的觀點，勾勒一個人的身心狀態，進而提供最適當的個人化醫療。
高雄醫學大學在台灣醫學教育的改革中，積極參與並不斷展開內部討論與改革。例如在課程方面，於2004年之醫學教育課程結構導入器官系統整合課程( Organ-system based ) ，為全國率先採用 Block 教學之醫學院校。2005年加入服務學習課程，為零學分1學年全校學生之必修課程，培養學生服務精神，本課程自2012年起加重社會人文知識，以深入瞭解醫療照護領域之社會需求。近年的重大改革，為2013年推動全校一年級新生參與之書院制度系統；結合通識教育課程、課外活動及生活環境教育，以培育學生人格、健康身心與人文社會素養。2014年引進「習醫之道( On Doctoring )」課程，提供醫學生早期臨床體驗，並調整服務學習課程以銜接。2015年，將從本校之學士後醫學系開始實施課程改革，將原有的block課程中，臨床授課內容逐步轉成臨床表現制 ( Clinical presentation )為主及在各block中加入臨床實習課程，連貫基礎醫學知識、臨床醫學知識與臨床技能結合，更進一步落實基礎、臨床之整合的縱貫式課程。
我認為這些年台灣醫學教育改革重要的里程碑之一，即是將人文精神、人本主義導入醫學教育。不同於既往、不再是口號，而是實務性地推動醫學院校之通識教育改革。各校的通識課程有其差異性的規劃，然而同樣著重人文與社會科學教育在醫學專業領域中之影響力與內化作用，而於醫學人文與專業倫理方面有著真正的成長與教育成果。
醫學，是人類對痛苦與死亡的永恆抗爭。在這個科技飛速進步的年代，醫療的知識與技術均在其輔助下以前所未見的幅度成長。然無法迴避地，人終究不是機械，而是一個個富於思想與變化的獨特個體；由「人」的角度出發，為每一位病患的苦難尋求最適合的解答，正是醫師無法被取代的本質；而為受苦的人群發聲與尋求社會正義(含醫療正義)，則是知識份子的使命。博雅通識教育，是知識份子的初步，亦是未來醫者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