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醫學系/醫學生
王盈丰
十樓日光室的反思-目送
不知不覺，新的一年已經過去十天。對在醫院實習，每天不斷重複著一樣日常的我（譬如，每天都會聽到護理師敘述著昨天又有哪位病人離開），日子並沒有因為新到的一年而有所改變。
病人的病情好好壞壞，有康復出院的，也有病危住進加護病房或離開人世的。禍福相生，病人的日子就在生死之間不斷徘徊。這一天，照護團隊中，兩位病人因病情加重，被插上氣管內管需要轉入加護病房。其中一位由急診入院，病患為已經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的頭頸癌末期患者。我雖然不是病患的主要照顧者，但還是跟著住院醫師與總醫師一起來到病人床前，向家屬告知病危。這已是我第二次聆聽病危告知，總醫師娓娓訴說著合理合法的醫療處置，以及合乎邏輯、時序的瀕死過程。「可能就是今天晚上」家屬應該從到急診室時，便開始被告知。只是不曉得這樣的訊息傳遞，家屬了解了多少，接受了多少，被告知壞消息時的五個心路歷程反應—否認、憤怒、討價還價、抑鬱、接受，家屬與病人又進行到哪個階段？回到護理站，老師面色凝重地做了最後的決定，「取消加護病房的訂床。」
簽署不施行心肺復甦術意願書的決定，究竟是人心還是天意？我們似乎還不至於束手無策，而是選擇在死亡面前束手就擒。這樣的念頭交雜著往日我第一次聽到病危告知時的記憶，不同的是當時的身分是家屬，而現在是告知團隊的一員。猶記得當時在急診病床圍簾外的情景，醫師說：「不建議再進行急救」；拉開布簾，滿溢胸前的嘔吐物，促使我接受了這樣的建議。嘗回想，如果當時加上升壓劑、進行電擊，是不是會有不一樣的結果？只有做了才能知道的結果，我們為何不放手一搏？然而做與不做的結果究竟怎樣是最好的，應該只有天知道吧。先接受維生治療幾天，如果沒有改善就撤除，接受自然死亡，這樣的限時治療嘗試（Time limited trial）是我們與上天交換的籌碼，還是我們為病人設下的大限？
來到安寧病房，幾乎每位病人身上都有一堆維生的管路，引我再次思索著放棄治療的閾值。對於經過驚濤大浪的老師，救活病人是游刃有餘，卻要選擇甚麼都不作，也許比堅持更難的是放棄；接受抉擇，也許自己比家屬更需要被說服。抉擇需要學術上實證的支持，以及經年累月的臨床經驗，因此才有「醫者無知便是無德」的說法。後來又遇到一位癌末病人，第三次參與病危告知；我在圍簾之內，聽著老師的病情解釋；圍簾之外，與老師討論著替代方案。一個半月的內科見習過去了，醫院的日子如常，但對於如何做抉擇，我還是沒有定論，內心依舊矛盾。
病人信任醫師，認為醫師知道什麼對他們最好。然而，信任醫師並不意味著我們可以代表病人做決定。以病人為中心的醫病互動，取決於兩個關鍵條件：醫師的專業和病患的信任。醫師扮演的角色應是促進者而不是決策者。曾以為醫者是在死生之間的擺渡人，但其實不是，在汪洋上浮沉的是病人，決定航向的也是病人，我們不過是為他們打點行囊、整頓船帆，一路送他們航向目的地的送行者。
